轉型大幕將啟，未來貨幣政策框架已勾勒出雛形。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日前在2024陸家嘴論壇上介紹了未來貨幣政策框架，提出“優化貨幣政策調控的中間變量，逐步淡化對數量目標的關注”“更加注重發揮利率調控的作用”等重要構想。

分析人士認為，這意味著我國未來的貨幣政策，將從數量型和價格型調控并行，轉向以價格型調控為主，而這也是現代貨幣政策框架的重要標志。未來，貨幣政策傳導效率更高，金融資源配置更高效。但由于貨幣政策轉型并非一蹴而就，數量型和價格型調控并行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目前我國采用數量型

和價格型調控并行的辦法

保持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是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為實現這個最終目標，貨幣政策需要關注和調控中間變量。

“貨幣政策調控框架的核心要素包括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政策工具。”浙商證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覃漢表示，貨幣政策目標又包括操作目標、中介目標(中間變量)和最終目標。

根據操作目標和中介目標的不同，貨幣政策調控分為數量型調控和價格型調控。其中，數量型調控，以貨幣供應量等數量指標作為中介目標，通過調控貨幣數量來實現最終目標；價格型調控，以利率等作為中介目標，通過調節利率來實現最終目標。

當前，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大多以價格型調控為主，而我國采用數量型和價格型調控并行的辦法。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表示，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美、歐、日都曾因金融市場發展、經濟現代化程度提高出現過金融脫媒加速的情況，以及數量目標的可控性、可測性、與實體經濟相關性下降的過程。目前，美、歐、日央行已逐步淡化數量中介目標，并轉向了價格型調控。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調控史，是一個從數量型調控向價格型調控轉變、貨幣政策目標逐步精簡、貨幣政策工具箱逐步充實的歷史。”覃漢說，比如美國的貨幣政策核心是，通過調降目標利率，影響貨幣和債券收益率，進而影響總需求。

“我國貨幣政策框架轉型大致可以分為兩步。”天風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宋雪濤判斷，第一步是從數量型調控轉向數量型和價格型調控并行，第二步是進一步轉向價格型調控，逐漸淡化數量型調控。我國貨幣政策框架轉型正邁向第二步。

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應淡化金融總量目標

淡化數量目標，與我國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息息相關。分析人士認為，我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應摒棄“規模情結”，淡化金融總量目標。

首先，我國宏觀金融總量規模已經很大，金融總量指標增長放緩是正常現象；其次，房地產和政府融資平臺等傳統動能領域融資需求下降，新動能領域要先填補“缺口”，才能帶動金融總量增長，信貸增長也存在換擋減速過程；再其次，為提升金融資源效率，一段時間以來，防止資金空轉等“擠水分”的舉措增多，金融總量增速也會有所回落；最后，我國金融規模指標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減弱，未來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不再依賴于信貸規模的高速擴張。

“貨幣政策逐漸淡化數量目標，主要是基于經濟轉型的宏觀背景。”中金公司研究部銀行業分析師林英奇表示，在經濟轉型背景下，過度追求信貸增長可能導致資金空轉套利、銀行息差和資本壓力、存貸款在特定時點波動加大等問題。

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梁斯表示，當前，宏觀調控政策在助力規模穩定增長的同時，更需考慮增長的效率和質量，引導金融資源更高效配置。與數量型調控相比，價格型調控更有利于引導資金供求和資源配置的方向。近年來，我國也在加速推進完善價格型調控框架，更好發揮利率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我國貨幣政策將轉向以價格型調控為主

展望未來，潘功勝提出，可以繼續優化貨幣政策中間變量，逐步淡化對數量目標的關注；把金融總量更多作為觀測性、參考性、預期性的指標，更加注重發揮利率調控的作用。

分析人士認為，這意味著我國未來的貨幣政策，將從數量型和價格型調控并行，轉向以價格型調控為主。也就是說，相對于過去以廣義貨幣、社會融資規模、信貸等規模指標為中介目標，貨幣政策將更多以利率為中介目標，通過調節利率進行貨幣政策調控。

明明判斷，貨幣政策將更加注重利率對經濟的調節作用，而不是單純依賴貨幣供應量的增減。而通過優化貨幣政策調控中間變量，總量工具的運用或將更為穩健。

“走向價格目標主導，意味著資金價格更多由市場供需決定，放松數量目標要求有助于從根源上減少局部存貸利差倒掛導致的資金空轉現象。”林英奇表示。

由于貨幣政策轉型并非一蹴而就，數量型和價格型調控并行還將持續一段時間。梁斯建議，在推動構建價格型調控框架的過程中，需要同步發揮好數量型調控框架的作用。同時，根據經濟發展需要，不斷完善優化二者之間的關系，合理使用貨幣政策調控手段。